世人皆知毛泽民是毛主席的胞弟，却鲜有人知在他身边还有这样一位既是得力助手又是亲家的人物。他出身寒微，却在革命年代屡建奇功；他与毛泽民既是战友，又因妹妹的婚事成了姻亲；他在香港辗转腾挪，为革命输送物资；建国后更是扛起重任，将中国纺织工业推向世界之巅。这位传奇人物，究竟经历了怎样跌宕起伏的人生？他又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浙年，成长为新中国重要的开拓者？

　　世人皆知钱之光是浙江诸暨人，却不知在他年少时期，诸暨城内还留存着一间破旧的私塾，那正是他启蒙求学的地方。1900年，钱之光出生在诸暨一个普通的商户家庭。当时的诸暨，是浙东的重要商埠，绸缎生意兴旺，商贾云集。钱家虽不算富裕，但靠着经营一间小布庄勉强维持生计。

　　1906年，年仅6岁的钱之光被送进了私塾读书。那时的私塾先生姓徐，是位老秀才，教学严厉，要求学生背诵《三字经》《百家姓》。私塾的木门上还挂着一块写有＂勤能补拙＂的牌匾，这四个大字伴随着钱之光度过了他最初的求学时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诸暨城内掀起了一股新式教育的浪潮。当时城内开办了一所新式学堂，这让年幼的钱之光第一次接触到了新式教育。学堂不仅教授新知识，还开设了体育课程。然而，新式学堂的学费却高得惊人，一年的学费相当于钱家布庄半年的收入。

　　1913年春天，钱之光不得不辍学谋生。他先是在诸暨城内一家丝绸庄当学徒，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打扫店面，日落还要整理账目。这段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艰辛。1916年，他辗转来到杭州一家纺织厂做工人，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工人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杭州的工人和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当时的钱之光正在纺织厂工作，亲眼目睹了工人们为争取权益而斗争的场面。一次工人集会上，有人偷偷传阅了一份《新青年》杂志，钱之光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1921年，杭州湖滨举办了一次秘密的工人夜校，钱之光和其他进步青年一起参加学习。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员，他们向工人宣讲革命道理，讲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些革命思想深深打动了钱之光。

　　1925年，钱之光热情参加组织杭州工人运动。那年五月，杭州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纺织工人罢工，他带领工人们与资本家展开谈判，争取到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权益。这次斗争的胜利，坚定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

　　1927年春天，在党组织的培养下，钱之光正式加入中国。入党不久，他就被派往浙江各地发展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他认识了同样在浙江活动的毛泽民，这次相遇为他后来的革命生涯开启了新的篇章。

　　1927年冬，天津的一座老旧院落内，一间不起眼的印刷厂正在紧张地运转。这间印刷厂表面上是一家普通的商号，实则是的秘密据点。钱之光与毛泽民就是在这里开展地下工作，为革命事业筹集资金。印刷厂专门承接商业印刷业务，白天正常营业，夜晚则秘密印制革命宣传品。

　　这间印刷厂的开办颇费周折。当时的天津租界内，开设印刷厂需要申请特别执照。毛泽民以经商为掩护，通过关系网络才取得了营业执照。钱之光则负责印刷厂的日常经营，他白天与客户谈生意，晚上组织工人秘密印刷革命传单。

　　1928年春，印刷厂接到了一笔为某外商印制广告画册的大生意。钱之光和毛泽民利用这个机会，将革命宣传品夹杂在正常货物中运往各地。这种方式不仅为地下党组织筹集了经费，还成功地将革命思想传播到了更广阔的地区。

　　就在这期间，钱之光的妹妹钱希均与毛泽民的革命情缘也在悄然发展。钱希均比哥哥更早加入革命队伍，1925年就成为了党员。她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与同样在沪活动的毛泽民相识。两人因共同的革命理想走到一起，1926年结为革命伴侣。

　　这段姻缘让钱之光与毛泽民的关系更加密切。1929年，他们在天津的地下工作遭到破坏，印刷厂被迫关闭。组织上决定调派他们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在前往苏区的路上，他们要穿越的封锁线。钱之光凭借在商界的人脉，设法为一行人搞到了商人的身份证明，最终安全抵达了江西。

　　1930年初，中央苏区百废待兴，亟需建立完善的供给体系。毛泽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后，推荐钱之光负责苏区的物资供给工作。钱之光组建了一支专门的供给队伍，在苏区各地建立了多个物资储存点，并创立了一套完整的物资调配制度。

　　在中央苏区期间，钱之光和毛泽民配合默契。每当红军需要紧急补给时，钱之光都能迅速调配物资。他们还在苏区建立了被服厂、军需工厂等生产设施，为红军提供了大量军用物资。1932年，苏区遭遇严重的经济封锁，钱之光提出了＂以工代币＂的方案，用工业产品换取农民的粮食供给，有效缓解了苏区的经济困难。

　　1933年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苏区物资补给面临严峻考验。钱之光在毛泽民的支持下，采取了分散储存、就地取材的策略，在各个根据地都建立了独立的供给系统。这些准备为后来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钱之光与毛泽民既是亲人，又是战友。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相互支持，共同为中央苏区的建设和红军的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秋，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他们随大部队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

　　1938年春，香港维多利亚港码头上，一艘来自广州的商船缓缓靠岸。钱之光携带组织交给的任务，以商人身份抵达这座英属殖民地。当时的香港，既是国际贸易中心，也是南方局的重要据点。钱之光此行的使命是在香港建立地下工作网络，为革命事业开辟新的战线。

　　初到香港，钱之光租下了湾仔一间简陋的办公室，以经营布匹生意为掩护开展工作。他凭借多年经商经验，很快在香港商界站稳脚跟。通过与纺织业商人的来往，他逐步打入了香港的商贸圈，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

　　1939年，钱之光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纺公司＂。这家表面上经营纺织品进出口的公司，实际上成为了党组织在香港的重要经济支撑。公司通过正常贸易渠道，将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内地抗日根据地。期间，他还与香港进步人士合作，开展了多项秘密工作。

　　1940年，日军占领广州后，大量难民涌入香港。钱之光利用＂中纺公司＂的便利，为这些难民提供帮助。他在公司仓库里设立临时收容所，安置逃难的同胞。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专门的队伍，负责接应从广东撤退的地下党员。

　　1941年下半年，香港局势日趋紧张。钱之光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将公司重要文件和物资转移到安全地点。他还在九龙和港岛多处设立了秘密联络点，为可能的紧急撤离准备好。这些准备工作，在香港沦陷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在战事最紧急的时刻，钱之光组织党员和进步人士有序撤离。他利用＂中纺公司＂的商业关系，策划了多条秘密撤退路线。其中一条经由新界至东江，再转移到粤东根据地；另一条则通过海路转移到澳门，再辗转内地。

　　1942年初，钱之光离开香港前往重庆。临行前，他将＂中纺公司＂的部分资产转移到了自由港澳门，为日后重返香港准备好。在重庆期间，他继续以商人身份活动，为党组织筹集经费和物资。他还与国统区的工商界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为解放后的经济重建积累了宝贵资源。

　　1945年抗战胜利后，钱之光重返香港，重新开展工作。他恢复了＂中纺公司＂的业务，并扩大了营业范围。这一时期，他着重发展纺织品贸易，将香港发展成为连接解放区与国际市场的重要枢纽。通过这一些商业活动，他不仅为解放区输送了大量急需物资，还为党组织积累了重要的经济实力。

　　1947年，当局加强了对香港进步力量的监控。钱之光采取了更为隐蔽的工作方式，将＂中纺公司＂的业务分散到多个小公司名下。他还在九龙建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继续为党的地下工作提供支持。这些努力为解放战争后期党在香港的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钱之光开始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准备。他在香港组织了一批技术人才，储备了大量生产设备，为新中国的纺织工业发展积累了重要资源。这些准备工作，为他日后在新中国主持纺织工业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9年10月，刚刚从香港返回北京的钱之光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纺织工业的筹建工作中。作为新中国第一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他面临着一个几近瘫痪的纺织工业体系。全国仅存的纺纱机绝大部分都已经陈旧不堪，许多工厂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

　　1950年初，钱之光带领调查组对全国主要纺织产区进行当地考验查证。在上海，他发现许多工厂的机器设备年久失修；在天津，不少纺织厂处于半停产状态；而在青岛，一些重要的纺织设备已经锈蚀。通过这次全面调研，他制定了恢复纺织工业的详细计划。

　　1951年春，钱之光组织实施了全国纺织工业的第一次技术改造。他调集了大批技术人员，对各地重点纺织厂的设备做维修和更新。在上海，他推动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纺织研究所，开展纺织技术的研究和改进。这些措施使得许多停产的纺织厂重新开工，为解决新中国人民的穿衣问题提供了重要保障。

　　1952年，在钱之光的主持下，纺织工业部开始推行标准化生产。他从香港带回的一批技术资料，为制定纺织品品质衡量准则提供了重要参考。他还很重视培养技术人才，在全国主要纺织城市建立了职工培训学校，为行业发展储备了大量专业人才。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钱之光提出了＂棉纺织工业现代化＂的目标，着手筹建一批新式纺织工厂。他派出多个考察团，分赴英国、苏联等国家考察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通过这一些考察，他为新中国引进了一批当时世界领先的纺织设备，推动了行业的技术进步。

　　1954年，在全国掀起的技术革新运动中，钱之光特别注重提高纺织品的质量和品种。他组织专家对传统棉纺织工艺进行改进，开发了多种新型面料。在他的推动下，全国纺织工业开始重视新产品研发，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产品研究开发体系。

　　1955年，钱之光着手解决纺织原料供应问题。他与农业部门密切配合，在全国主要产棉区推广优质棉种，建立了棉花基地。同时，他还组织并且开展了化纤研究，为发展新型纺织原料奠定了基础。这些举措有效保障了纺织工业的原料供应，推动了行业的持续发展。

　　1956年，钱之光开始关注纺织工业的国际合作。他率团访问了多个国家，考察国际纺织市场，为中国纺织品出口开辟渠道。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纺织品开始走向国际市场，并逐步在亚非拉国家建立了稳定的市场。

　　1957年，钱之光推动建立了全国纺织工业科研网络。他在上海、天津等地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开展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这些研究机构为提高纺织工业的技术水平，改进产品质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在＂＂运动中，钱之光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注重纺织工业的稳步发展。他强调科学生产，反对盲目追求产量。这种务实的态度，使得纺织工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仍保持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发展。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到1958年底，中国的纺织工业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9年初，年过六旬的钱之光离任纺织工业部部长职务后，转任全国政协常委。尽管卸任领导职务，他仍然关心着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每逢重要会议，他都会列席参加，为纺织工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1960年，钱之光开始整理自己多年来在纺织工业领域的工作经验。他在北京的家中设立了一个简易的资料室，将自己保存的各类技术文献、工作笔记进行分类整理。这些资料后来成为研究新中国纺织工业发展史的重要档案。

　　1961年至1962年间，面对国民经济困难时期，钱之光多次到各地纺织厂考察。在上海，他走访了多家老厂，为工厂在困难时期如何维持生产提供相关建议；在天津，他帮助纺织厂解决原料短缺的问题；在青岛，他指导工厂开展技术改造，提高设备利用率。

　　1963年，钱之光受邀参与编写《中国纺织工业发展史》。他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解放前后纺织工业发展变迁的第一手材料。他还亲自撰写了several个重要章节，详细记录了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建立过程。

　　1964年，已经65岁的钱之光开始关注纺织工业的教育问题。他走访了全国多所纺织院校，为院校的教学改革提供相关建议。在他的推动下，多所院校增设了新的专业方向，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方面技术人才。

　　1965年，钱之光着手筹建纺织史料馆。他捐出了自己收藏的大量历史文献和实物，这中间还包括民国时期的纺织设备样品、早期纺织品实物等。这些珍贵的史料为后人研究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

　　1966年开始后，钱之光仍然坚持关注纺织工业的发展。虽然处境困难，但他依然保持着对行业的热情。他将更多时间用于整理资料，记录行业发展历程。

　　1967年至1971年期间，钱之光在北京的家中度过了相对平静的时光。这期间，他整理了大量早年在香港、上海等地的工作笔记，记录下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这些记录后来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

　　1972年，随着形势好转，钱之光重新活跃在纺织工业领域。他参加了多次行业座谈会，为纺织工业的恢复发展献计献策。他关切新技术的应用，主张在传统工艺基础上推进技术创新。

　　1973年至1974年，钱之光继续为纺织工业的发展奔走。他多次参加全国性的纺织工业会议，就行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发表意见。在他的建议下，一些重点纺织公司开始尝试引进新技术、新设备。

　　1975年，已经76岁高龄的钱之光仍就保持着对纺织工业的关注。这一年，他完成了自己最后一份关于纺织工业发展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中，他对中国纺织工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很多富有远见的想法。

　　1976年，钱之光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将毕生收集的资料和文献全部捐赠给了国家纺织工业部门。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见证了他为中国纺织工业发展奋斗的一生。